美國需要更強大的財政政策

美國國庫券被視為無風險資產,一直為投資者提供溫和的收益。雖然收益率時有波動,但市場認為美國政府違約風險甚微,因此國庫券收益率成為衡量其他政府及企業債券的基準:假設美國政府違約風險處於零水平,只要量度其他借款人的債務工具高於可比較美國國庫券的額外收益率,便可計算其違約風險。

然而,越來越多跡象顯示,這個有關美國政府債券風險的根本假設日後恐怕難以維持。

雖然美元和10年期美國國庫券實質收益率(扣除通脹後的收益率)的走勢通常一致,但這個情況在4月2日出現變化。當日美元急跌,而10年期美國國庫券實質收益率錄得25年來最大單週升幅(見圖1)。

儘管這種背馳情況很快被修正,但對不少債券投資者而言,這無疑是當頭棒喝。事實上,市場是在白宮暫緩大部份已公佈的關稅措施後迅速進行修正。不少市場人士認為,美國政府是為安撫國庫券市場的劇烈反應而直接逆轉政策。

與此同時,信貸違約掉期(用以量度債券違約機率的衍生證券)的價格已告上升。目前的信貸違約掉期價格顯示,美國政府對國庫券違約的風險與意大利及希臘相近。前者一直受結構性債務問題所困擾,後者則因財政管理不善而引發2011年歐洲金融危機。

若以信貸違約掉期作為量度市場對財政管理信心的指標,當前水平反映市場對美國政府的信心低於一些評級較低的國家,例如英國(評級為AA)、法國(Aa3)及西班牙(A)。

美國預算赤字

特朗普政府在開支目標的立場相對一致:希望延長現有減稅措施,並加推稅務寬減,以刺激經濟增長。

為應對減稅帶來的財政負擔,美國政府相信結合關稅收入、增加本土製造業活動,以及有利增長的監管環境,將可大致抵銷減稅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美國過去亦曾出現龐大赤字,但金融市場逐漸認為債務水平日益接近臨界點,這主要歸因於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及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和之後的巨額開支。

目前,大部份經濟師認為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難以持續,每屆政府都將實施更審慎財政政策的難題推延,留待下屆政府處理。

市場日益關注的問題是:政府何時及如何恢復平衡預算,甚至更理想的是可以錄得預算盈餘,從而降低國家的絕對債務水平。

不可或缺的信心

信貸評級機構在估算一個國家的違約機率時,所使用的演算法將直接納入該國的未償還債務總額或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

此外,投資者貸款予政府時,亦會使用質化指標來量度風險。美國長期受惠於一個假設,甚至成為現代金融體系的基石:美國永遠不會選擇違約,亦從來沒有必要違約。一旦美國政府出現償債問題,財政部只須增加貨幣供應便可應對,但需要承擔通脹升溫及市場對美元價值失去信心的風險。

然而,這個假設受到部份人士質疑。在2025年上半年,美元(按美匯指數計算)下跌超過10%,創下環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六個月跌幅。畢竟,美元的長遠價值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 穩健的法治
  • 健全的監管制度
  • 自由貿易(或至少保持開放的競爭環境)
  • 能夠推動專利和企業家生態系統發展的大學體系
  • 對決策當局,尤其是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信心。

回顧過去數十年,每當金融體系遇上環球金融危機或新冠疫情這類重大衝擊時,全球焦點都會轉向美國財金官員。箇中理由相當充份:市場假設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的領導官員願意採取不受歡迎但必要的審慎行動,而這個假設再三得到印證 — 不論是2008年後為環球銀行體系重新注資,或是美國在過去40年僅經歷三次經濟衰退,當中只有環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一次持續超過一年的事實。

然而,現時的經濟政策出現不明朗因素,以及對聯儲局能否保持獨立性(新興經濟體投資者向來重視這項因素)的疑慮,已削弱市場在這方面的信心。

債券市場的力量

不少投資者,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央行,正在重新評估美國國庫券在投資組合的角色,這並非源於其認為違約風險過高(事實並非如此),而是因為市場更關注「完美風暴」風險:

  • 財政赤字高企
  • 經濟轉弱
  • 通脹升溫
  • 制度穩定性受損
  • 上述各項擔憂引發的長期市場波動。

對美國來說,幸好目前尚未出現可明顯代替國庫券市場的選擇。

這或許為歐洲帶來契機,可藉此把歐元及歐元區政府債券發展為具吸引力的替代工具,而加快發行德國政府債券和推動區內財政一體化將是邁向正確方向的步驟。然而,歐元區債券及歐元仍需一段時間,才可確立成為美元和美國國庫券的可靠替代品。因此,對不少投資者來說,黃金是首選的替代資產。

當前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誰會願意買入所有國庫券,讓美國得以填補龐大或日益增長的財政赤字?最近舉行的部份美國國庫券拍賣結果欠佳,雖然當中涉及多項因素,但市場信心可能被蠶食至觸及臨界點,當中的風險不容小覷。

正如環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所見,市場可以迅速形成滾雪球效應,投資者要求越來越高的風險溢價,而資產價格相應下跌,直至獲得市場信任的政策官員介入。

有些時候,債券市場會迫使政策官員採取行動,這個現象在1980年代催生了「債券自衛隊」(bond vigilantes) 一詞。

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至1994年的「債券大屠殺」(Great Bond Massacre),當時市場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的聯邦開支計劃感到憂慮,導致美國10年期國庫券收益率由接近5%升至8%。為應對這個情況,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領導的國會就削減赤字的計劃取得共識,利率才得以在隨後數年回落。較近期的例子是英國前首相卓慧思提出缺乏財政支持的預算案,導致英國政府債券收益率急升至多年高位,最終被迫撤回方案。

儘管市場普遍同意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已無以為繼,但在市場作出更強烈反應之前,國會開支可能繼續處於最高限度的水平。

鑑於美國政府預算中可供削減的「非必需開支」相對不多,因此難以大幅節流,而經濟亦不大可能急速增長至足以改變赤字趨勢。因此,我們預期債券市場最終將要求政府支付高於其可負擔水平的風險溢價。

為市場可能失去信心作出投資部署

首先,不論債市信心崩潰的速度或程度如何,都必須緊記這可能是短暫情況。正如我們先前指出,繼4月份國庫券收益率急升及美元下跌後,現屆政府迅速改變貿易政策。假如市場認為投資氣氛已經逆轉,當局可能會再次迅速改變政策。

在這段過渡期間,市場波幅可能偏高,收益率曲線則會走斜。在這個環境下,短存續期國庫券可望造好,如果市場預期貨幣政策利率將會下調,這類國庫券或會錄得正數總回報。

此外,把部份資金分散投資於評級相若的政府債券(例如歐洲政府債券)或結構性證券,有助降低投資組合的整體波幅。舉例說,美國按揭抵押證券的信貸評級與國庫券相同,但對絕對利率水平的敏感度較低,並可因按揭利率跟隨國庫券收益率上升而促使提早還款預期下降而受惠。

不論是投資級別還是高收益,企業債券的回報均深受相關國庫券收益率的變化所影響。不明朗因素升溫,或會令企業債券相對於國庫券的收益率息差擴闊,至少暫時如此。至於高收益證券,由於發債公司較依賴債務融資,因此一旦借貸成本急升,其息差擴闊的幅度可能尤其顯著。

廣泛而言,傳統的政府債券及企業債券投資策略傾向緊密追蹤其基準。因此,如果主動型投資經理希望在不產生過大追蹤波幅(用以量度投資組合配置與其基準之間的差異,通常設有上限)的情況下,保障投資不受長期國庫券收券率上升的風險所影響,其操作空間相當有限。

然而,較以絕對回報或收益主導的投資策略均以實現絕對回報或收益為目標,受基準約束的程度較低,可提供更多元化的配置空間,保持回報的潛力亦較佳。絕對回報和收益策略允許使用更廣泛的可投資工具(例如:企業債券、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或企業債券,以及結構性證券),有助投資者增持在國庫券收益率上升時可能表現領先的證券。

可能發生無序的危機

如果市場得知政府顯然刻意在一段長時間推高通脹,從而解決赤字問題,屆時國庫抗通脹債券的表現可望領先名義債券,因為當市場預期通脹持續高企時,國庫券收益率的回升速度會較為緩慢。

同樣地,如果美元走弱被視為向國庫券持有人還款的可取方法,這亦會令通脹受壓,而在市場出現調整後,國庫抗通脹債券的表現將優於國庫券。

雖然信心崩潰的風險可能升溫,但在悲觀時期過後,可望迎來樂觀時期。在很多情況下,當前與美國貿易、就業、貨幣及財政政策有關的部份或全部不明朗因素,均可透過市場能夠消化或至少有信心預測的方法解決。在這個環境下,市場能夠以可控的方式進行調整,避免(或至少顯著推延)信心突然崩潰。

不過,美國政府每年都提出龐大的赤字預算,令尋求解決方案更加迫在眉睫。雖然無序危機不是我們的基本情境預測,但其發生的機會日漸增加,而且無序危機可能對債券投資組合造成重大的短期影響,投資者應予以關注及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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